新锐人物系列之——王海

2003/1/27 0:31:07作者：新周刊2002。6　摘自：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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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海在90年代初的商品大潮里竖起了“个人打假”的旗帜。是代表群众的英雄还
是钻法律漏洞的奸商？从一开始开公司的信念至如今当律师的努力；从市场经济的潮起
至今天WTO的全球化规则……无论对于王海本人还是其当年的岁月甚至现在的时代，我
们已经知道的总比没有知道的要少。

“打假英雄”王海：我就是一个从维护大多数人利益中获利的商人

1995年，22岁的王海是一个刚刚经历过商场变故的毛头小子。其后人生的很多滋味这时
都尚未尝过，但他自己坚持，自己命运的真正转折点是在打假之前投资河北某地餐饮生意
的失败。“这件事对我触动很大，以后在打假的时候我个人没有什么变化。”对于一个
不了解的人你无法确定他讲话的可信度；但是如果你想了解他，也只能从相信他说的话
开始。
谁造就了打假英雄？
1995年，是中国商品经济的大潮期。全国各地商场林立，物资丰富。“假冒伪劣”成了
比“质量三包”更有名的商品词汇充斥于街头巷尾，媒体坊间。好象中华民族是一个特

别能忍的民族，只要还有一息可以忍受的情绪，大家总是宁愿哑巴吃黄连，放任自流。为什么呢？无知吗？不知道自己的权益？还是怕麻烦？都有吧。
幸运的是，这三点在那时的王海身上都没有。
王海的故事也是一个老掉牙的故事。1995年3月，当时正在读函授法律大专的王海在书店看到了消法第
49条规定，消费者在买到假货以后可以要求销售者以一赔二。那时王海已经从中学毕业
7、8年，用他自己的话说，这个从小学到初中的优等生班干部因为需要承担起自己的责
任，代替父亲去北京经商，其间的经历证明了他还不够精明或者因为经验不足，在一项
数十万的投资上马失前踢。由于不堪母亲的唠叨，他又从青岛跑到北京为家乡的一家电
话公司开拓市场。3月的时候，也是他正郁闷的时候，因为当初公司所说的待遇并没有
兑现。本来可以拿到3、4千的待遇缩水了近一倍。
“当时就是一种好奇心驱使，想看一看这条消法49条能不能实现。”7年后的王海叙说
当年的故事很平静。对他而言，那仅是一次下意识为之的细节，日后的发展当时所料不
及。他说自己是在96年初媒体暴炒的时候认识到自己的价值的。
经济学家茅于轼对王海的评价是，一个智商、所受教育、道德观都不比普通人高的普通
人，不过他的勇气，敢于尝试的精神是一般人所没有的。这一点王海自己也承认。他于
2000年出版的《当头棒喝——我们为什么不思考更多》一书请了茅于轼写序言。
回到1995年的春天，在第一次的尝试失败后，王海重新回到青岛帮父母做生意。或者成
为一个商人是王海的宿命，如今他身边所有的亲戚几乎都在经商，那个时代没受过商品
经济冲击的人也不多。小商小贩与大公司大企业齐头并进。
6个月以后，北京出台了关于消费者权益保护的新办法，虽然第一次的尝试失败了，但
王海却在这个新办法中看到了希望，也有了看看是不是有机会在打假这件事上成就点事
的想法。这是王海对办公司最早的渴望。
这一次，他有备而来，也算是满意而留。
从他自己提供给媒体的数据看，从这一年的9月28日算起，第一笔钱包索赔到1000元至
10月30日“金利来”礼盒所得476元，一个月的时间里，王海打假所得粗略算下来是
4116元。当然这其中并没有除去打假过程中消耗的支出。这以后，王海好象对于自己从
打假这件事上进行的牟利并没有做太多的遮掩，他常说的是“自己不是一个精明的商人
，所以赚的钱都浪费给铁路、航空等部门了。”他也表示自己现在公司里的员工的报酬
绝对不比高工资的媒体里的人员拿的少。
不得不承认的是，当年的消费者们在保护自己的权益问题上确实不如王海。纵使是“知
假打假”的道义问题在这个前提下也要退居下位。当时的媒体在一窝蜂的商品大潮里慕
然发现了一条反向游泳的鱼，自然是狠吹狠批毫不客气。王海自己形容社会中的异类时
说：“法律的漏洞，种种违反道德的人物的存在才促使了我们这个社会加速进步。”人
们对于代表了自己利益又是自己想为而不可为的事情总是抱以极大的热情。虽然在95年
11月王海在接受中青报采访的时候就明确表示过自己要开公司，直到96年年初这个想法
变成了现实，公众包括媒体的注意力仍然全部在“打假英雄”和“知假打假”的伪道德
家之间以及后来的真假“王海现象”之间打仗。
“由始至终我对自己的目标都没有变过。无论说我是英雄还是别的什么。这些说法我都
不信，从小父母的教育使我对英雄、权威总是持一种怀疑的态度。媒体怎么说对我没影
响，而且从一开始，我跟媒体就是一种双赢的关系。”
王海的逻辑
王海之所以说自己同媒体的关系是双赢，因为在当初个人打假的初期，很多报纸上刊登
的打假过程，详细的细节大都缘自亲身随王海现场打假后的感受，这其中牵涉的打假费
用，诸如交通费、住宿、买假货的开销等等，不少是由邀请他的媒体来负担。“我很愿意

选择这样的媒体。其实媒体也是一个企业，有自己的利益。当他们为我支出了以后，所
做的报道自然不会歪的哪去。”面前这个体重将近90公斤，显然也比当年时髦很多的王
海说到这些事的时候也没有反应出太多的情绪。其实他是一个表面上性情还算温和的人
，说话慢条斯理，一直笑笑的。可能也是这样，或者他比较幸运，7年的打假历程，除
了收到一些恐吓电话或邮件，真正动武的倒没出现过。
人是复杂的，对一个人的了解也是无穷无尽的，特别又是对一个曾被推到代表了众多公
众利益的位置上的人更是如此。
在一段时间的交谈之后，发现这样一个年轻人有着一套自己的适用于这个社会的逻辑。
于道德无关，于很多东西都无关，或者只于他自己有关。在这其中，比较典型的可选媒
体热炒的“津成事件”。
在这场至今尚无法定义的纷争里，王海扮演了双重的角色。一方面前后确实收了津成的
7万块钱，照常理应该拿人钱财与人削灾；另一方面也确实打了津成的“假”，做到了
“该出手时就出手”，毫不手软。“看起来不守道义，但这很正常。这是在我国法律不
健全这样一个非常时期很正常的一件事。”王海这句话是他一贯谈问题的论调，这也是
大海公司一贯坚持的原则。不要觉得奇怪，对一些公司的客户，他们甚至可能一方面帮对方打着假，一方面又收集着对方造假的罪证来提供给媒体。这种逻辑完全符合王海关于一利己
，二不害人，三服从公共利益的做人原则。
当问及打假的过程中究竟有没有出现过外界传言的那种收了钱确实不打了的事情时，王
海笑了。“这根本犯不上。我们追求长期利益也追求短期利益。如果一家公司真的给我
很大一笔钱让我不要打他们的假我也干，但事实上没人给这笔钱，我为了几万块钱牺牲
一个可能十几万美金的长期客户根本犯不上。”
在津成事件爆发后，王海对媒体的观念转变了，一段时间内，王海接受一些他认为不够客观的媒体的采访都是以收费为名婉拒的，这同打假的双赢又有了不同。另外，因为那一段时间众多媒体的种种报道，他也曾经想同很多人打官司，甚至进行过电话上的口头通知。
其中包括记者的一位朋友。“后来为什么又不打了？”“想想算不上。到最后的所得和
所出不成正比，就算了。”说这话的时候，他在拍摄现场正准备带他的标志性墨镜。这
次的眼镜是没收来的假货。在他的家里有很多这样的假货，他稍微一罗列，就有60个台
灯，5万多纽扣，7000多条内裤，30多副眼镜……“一般我们都给厂家销毁，有时候他
们觉得麻烦就一直堆在公司里。有些也送人，谁来了，喜欢就拿走！”
王海分析自己的所作所为时讲到，自己是一个很懒的人，懒人就有时间想事情。所以在
每一次为自己的行为下判断以前，他都会在脑海里先想这样五个问题：对方在做什么？
接下来要做什么？为什么这样做？利益在哪？不利在哪？“所以我不会做那种损人不利己的
事。”
如今的王海早已从个人打假转变成了保护知识产权的专业公司，毕竟，一切同国际接轨
以后，人们对自己有着怎样的权利，需要付出怎样的义务，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非的，
都会比过去更清晰。
在全国200多家维权公司中，王海因为个人的名声使其公司在国内还算有声望，他手头
上现在有很多国外大企业客户。谈到未来的规划，王海表示，自己现在在考律师执照，
希望将来多做一些研究方面的工作。而且即使从道德或者说特别是从道德的角度，王海
的所作所为都是站的住脚的。这是他对于自己的评价。无论是在说自己还是在书中写自
己的时候，他都习惯性地称自己为王海，而不是我。这作为个人对“王海现象”的回应
倒是契合地不得了。
对于一个我们无法看清全貌的社会，一个无法真正明白的个人，特别是当他们对我们的
生活产生了深刻影响的时候，相信他们的所言所行显然要比怀疑他们轻松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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