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海的启示
从“王海现象”看社会进步及其动力
2006/3/4 12:23:52作者：鄢烈山 摘自：一刀文学网 编辑：晓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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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整10年了，王海的现状如何呢？在3?15这天我情不自禁几次想起这个问题。3月16日在《羊城晚报》上读到了访谈录《王海：坚持当“打假商人”》，顿生欣慰之感。尽管人是会变的，但无论今天的王海怎样为人处世，发生在1995年的“王海现象”都已被定格为中国历史有意味的一个细部。
1995年3月，山东无业青年王海，从“消法”第49条规定发现了谋生的机会，他四出购买假货然后向商家索取双倍赔偿。由于他的打假行为带着鲜明的牟利动机，一时间在社会上引发热烈争议。“中消协”是支持他的，12月，他获得了中国第一个“消费者打假奖”；本人也是他的拥趸，在《南方周末》上发表专栏文章《郭振清与王海》，在肯定前者“雷锋式打假”的高风亮节的同时，从“可持续发展”和社会效果的角度为王海辨护。此后，在“津成事件”中，有人批评王海拿造假者的“红包”是“黑吃黑”；有人怀疑王海可能在同行业竞争中被某一方利用；而王海则在这些质疑声中检讨和校正自己，选择合法、有利的路径去发展他的事业（也不妨叫“商业”）。
今天检视“王海现象”的出现与发展，我们可以从中得到许多有益的启示。我想，“王海”作为一个符号，至少承载了我们的社会（或曰“时代”）在以下若干方面的可喜进步：
王海索取双倍赔偿行为正当性的基础是“依法维权”。“维权”的主观前提是公民的权利意识的觉醒。有人说进入21世纪中国公民的权利意识普遍高涨；而王海之所以是王海，就在于他的权利意识觉醒“超前”了五、六年，所谓“春江水暖鸭先知”。
“维权”的客观前提是有法可依，改革开放年代中国逐渐在建立和完善法制。虽然当前看来我国的“消法”还有不少缺陷，亟需修订，但毕竟有胜于无；虽然“法制”不等于“法治”，王海依据同一部“消法”在不同的省市与制售假货者对簿公堂，曾得到不同的司法解释，但全社会的基本共识包括司法共识，正是在对这种反常现象的争论中形成了。
王海之所以成为“打假明星”，离不开现代科技（大众传播技术）的推波助澜。众所周知，科技革新曾对社会进步发生过巨大的历史作用，比如造纸与印刷术之于欧洲的宗教改革，报纸与广播之于欧美的普选，对世界文明进程的影响不可低估。这些年来，报纸、电视、网络等传播技术的勃兴，更为社会互动创造了必要的条件。这方面的科技落实到社会层面，就是舆论。离开了社会舆论主流的支持，王海不可能支撑到今天。而且，在对外开放之后的中国，王海甚至成了一个国际社会关注的“人物”呢。不然，美国总统克林顿访问中国时，怎会邀请一介平民王海参加宴会？克林顿的邀请与中国政府的首肯，共同向社会传达了一个强烈的信息，中国人对此的解读不可能是负面的。
“王海现象”不可能出现在计划经济时代，他是在中国建设市场经济体制中诞生的宁馨儿。有现实感的人不会否认，中国在经历了“计划经济”的乌托邦后终于选择“市场经济”，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进步。事实上，王海以双倍索赔来牟利求生，把打假当生意做，前提也是他“市场主体”意识的确立。同时，正是社会这种进步为他提供了自由选择的空间和谋求发展的平台。
在前述访谈中，王海明确表示，个人力量太渺小，只有建立自己的组织（公司、网站等），才能规避风险，与造假售假护假的利益集团对抗并战而胜之。
综上所述，权利意识、法治意识、科技普及、舆论互动、市场主体意识、民营组织等等，是“王海”之所以能形成“现象”的主客观条件。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自问：王海能做到的，我为什么不能做到？“王海”的诞生与成长，让我们体认到：政府固然应当为社会发展进步尽职尽责，做好打假之类工作，而我们每个公民也都应该（或者说可以）成为社会进步的推动力量。
从“打假明星”王海，我想到了“维权英雄”杨剑昌，想到“防艾”英雄高耀洁、桂希恩，想到孙志刚案的报道者陈峰、揭黑记者王克勤，想到“我向总理说实话”的乡干部李昌平以及另一位改革官员董阳，想到誓死讨还清白的西安小伙刘亮，甚至想到举着宪法条款不屈不挠与违法拆迁者抗争的市民，想到被污为“跳楼秀”的讨薪农民工……正是每一个权利意识觉醒的公民，在各自的位置上，以尽可能理性的方式表达自己合理的诉求，才形成了强大的合力，推动了我们的时代踏平坎坷向前进。
中国古话说：“上梁不正下梁歪”；已故学者王亚南研究中国的官僚政治历史，曾悲愤地说，自古中国只有两种人，即骗子统治傻子。然而也有另一种视角，即西哲所谓“有什么样的民众就有什么样的政府”，而借用《国际歌》的词句来说，“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我想，最合适的表达是，挪威剧作家易卜生在《人民公敌》一剧中所说的：“社会就像一艘船，每个人都要准备掌舵。”社会进步的责任和光荣归于每一个有公民意识的国民。
一句话：我们希望中国有千千万万“依法维权”的公民王海，以社会主人的心态立身行事，以自己的方式，为推动社会进步贡献一份力量。
1995年3月，山东无业青年王海，从“消法”第49条规定发现了谋生的机会，他四出购买假货然后向商家索取双倍赔偿。由于他的打假行为带着鲜明的牟利动机，一时间在社会上引发热烈争议。“中消协”是支持他的，12月，他获得了中国第一个“消费者打假奖”；本人也是他的拥趸，在《南方周末》上发表专栏文章《郭振清与王海》，在肯定前者“雷锋式打假”的高风亮节的同时，从“可持续发展”和社会效果的角度为王海辨护。此后，在“津成事件”中，有人批评王海拿造假者的“红包”是“黑吃黑”；有人怀疑王海可能在同行业竞争中被某一方利用；而王海则在这些质疑声中检讨和校正自己，选择合法、有利的路径去发展他的事业（也不妨叫“商业”）。
今天检视“王海现象”的出现与发展，我们可以从中得到许多有益的启示。我想，“王海”作为一个符号，至少承载了我们的社会（或曰“时代”）在以下若干方面的可喜进步：
王海索取双倍赔偿行为正当性的基础是“依法维权”。“维权”的主观前提是公民的权利意识的觉醒。有人说进入21世纪中国公民的权利意识普遍高涨；而王海之所以是王海，就在于他的权利意识觉醒“超前”了五、六年，所谓“春江水暖鸭先知”。
“维权”的客观前提是有法可依，改革开放年代中国逐渐在建立和完善法制。虽然当前看来我国的“消法”还有不少缺陷，亟需修订，但毕竟有胜于无；虽然“法制”不等于“法治”，王海依据同一部“消法”在不同的省市与制售假货者对簿公堂，曾得到不同的司法解释，但全社会的基本共识包括司法共识，正是在对这种反常现象的争论中形成了。
王海之所以成为“打假明星”，离不开现代科技（大众传播技术）的推波助澜。众所周知，科技革新曾对社会进步发生过巨大的历史作用，比如造纸与印刷术之于欧洲的宗教改革，报纸与广播之于欧美的普选，对世界文明进程的影响不可低估。这些年来，报纸、电视、网络等传播技术的勃兴，更为社会互动创造了必要的条件。这方面的科技落实到社会层面，就是舆论。离开了社会舆论主流的支持，王海不可能支撑到今天。而且，在对外开放之后的中国，王海甚至成了一个国际社会关注的“人物”呢。不然，美国总统克林顿访问中国时，怎会邀请一介平民王海参加宴会？克林顿的邀请与中国政府的首肯，共同向社会传达了一个强烈的信息，中国人对此的解读不可能是负面的。
“王海现象”不可能出现在计划经济时代，他是在中国建设市场经济体制中诞生的宁馨儿。有现实感的人不会否认，中国在经历了“计划经济”的乌托邦后终于选择“市场经济”，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进步。事实上，王海以双倍索赔来牟利求生，把打假当生意做，前提也是他“市场主体”意识的确立。同时，正是社会这种进步为他提供了自由选择的空间和谋求发展的平台。
在前述访谈中，王海明确表示，个人力量太渺小，只有建立自己的组织（公司、网站等），才能规避风险，与造假售假护假的利益集团对抗并战而胜之。
综上所述，权利意识、法治意识、科技普及、舆论互动、市场主体意识、民营组织等等，是“王海”之所以能形成“现象”的主客观条件。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自问：王海能做到的，我为什么不能做到？“王海”的诞生与成长，让我们体认到：政府固然应当为社会发展进步尽职尽责，做好打假之类工作，而我们每个公民也都应该（或者说可以）成为社会进步的推动力量。
从“打假明星”王海，我想到了“维权英雄”杨剑昌，想到“防艾”英雄高耀洁、桂希恩，想到孙志刚案的报道者陈峰、揭黑记者王克勤，想到“我向总理说实话”的乡干部李昌平以及另一位改革官员董阳，想到誓死讨还清白的西安小伙刘亮，甚至想到举着宪法条款不屈不挠与违法拆迁者抗争的市民，想到被污为“跳楼秀”的讨薪农民工……正是每一个权利意识觉醒的公民，在各自的位置上，以尽可能理性的方式表达自己合理的诉求，才形成了强大的合力，推动了我们的时代踏平坎坷向前进。
中国古话说：“上梁不正下梁歪”；已故学者王亚南研究中国的官僚政治历史，曾悲愤地说，自古中国只有两种人，即骗子统治傻子。然而也有另一种视角，即西哲所谓“有什么样的民众就有什么样的政府”，而借用《国际歌》的词句来说，“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我想，最合适的表达是，挪威剧作家易卜生在《人民公敌》一剧中所说的：“社会就像一艘船，每个人都要准备掌舵。”社会进步的责任和光荣归于每一个有公民意识的国民。
一句话：我们希望中国有千千万万“依法维权”的公民王海，以社会主人的心态立身行事，以自己的方式，为推动社会进步贡献一份力量。
本文关键词：启示,王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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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栾：王海依法维权，对于唤醒广大消费者的维权意识，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部分消费者说他是一个“打假商人”，我想，没有经济的支撑，此人的事业不可能走到今天，作为一个人，看问题要一分为二，王海不应再受争议，至少从公众利益和社会进步两方面，王海的贡献是积极的，广大消费者应该支持王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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